那是个充满着急风暴雨的日子。先进的人们高举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向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旧思想、旧观念发动猛烈的进攻，形成一场新旧思潮的大激战。许多在黑暗环境中极度苦闷的青年人，从思想界卷起的这场巨大波澜中，猛然望见了新的曙光。他们反复比较当时所能接触到的种种新思潮，思考中国的现实出路在哪里，并以大无畏的气概向未来探索。

从比较和思考中，人们得出的结论并不相同。批判目标的一致远不意味着选择目标的一致。反对旧思想、观观念时曾经并肩站立在一起的亲密伙伴，逐渐发生了分化。多数的先进分子经过不同的途径，先后奔集到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来。这是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

年青的瞿秋白，在五四的第二年写道：“中国社会思想到如今，已是一个大变动的时候。一般青年都是栖栖皇皇、寝食不安的样子。究竟为什么？无非是社会生活不安的反动。反动初起的时候，群流并进，集中于‘旧’思想学术制度，作勇敢的攻击。等到代表‘旧’的势力宣告无战争力的时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潜伏的矛盾点——历史上学术思想的渊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则——渐渐发现出来，于是思想的趋向就不象当初那样简单了。”“我和诸同志当时也是飘流震荡于这种狂涛骇浪之中。”张闻天生动地描述过自己当时的思想旅程：“我们对于这种不合理的社会，情意上早感到不安，因不安也早产生了改造的决心。不过用什么方法来改造呢？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呢？这些问题常常横在我胸前面一日不能去的。无抵抗主义呢？反抗主义呢？无政府主义呢？社会主义呢？如江河流水，不绝地引起我底烦闷。但永久不决定是不能生活的。那么，取其长，舍其短，自然不能不走社会主义一条路了。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小卒。”为什么那么多接受了五四运动洗礼、在当时最有觉悟又富有思考能力的青年，进行了反复比较和思考后，作出同样的选择，把科学社会主义确定为自己的理想？这种现象有它的内在逻辑在支配吗？这确是一个令人感到兴趣的问题。

事物的发展都不会平空而来，总有它的来龙去脉可以找寻。为了探讨问题，我们不妨简略地回顾一下五四以前中国先进分子经历过的梦想和现实。

当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处于封闭状态的传统社会再也无法照旧维持下去了。人们带着惊异的目光，看到外部世界竟有那么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新道理和新事物。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了。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西方社会政治方面的书籍。这使他们既感到新鲜，又受到巨大的鼓舞，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1903年日本留学生中出版的《江苏》杂志上有一段把他们这种心情写得淋漓尽致的话：“横瞰欧美之光明政局，旁探近代之革新历史，注目于其社会，关心于其国事，每有一种葱葱勃勃伟大昌隆之气象，目击焉而心花开，耳触焉而气概扬，不知不觉间激起吾欢欣歌舞羡慕恋爱之一片良感情，跳跃于心头而不能自镇。”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定：一定要以西方国家为榜样，才能找到拯救祖国的出路，不惜为此抛头颅、洒热血，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

这个斗争的高峰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以从西方传入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民主共和国方案作为思想武器。投身这场革命的人长时间内充满自信，期待着，“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这场革命在中国近代起过的伟大历史作用，是用不着多作解释的。

当时许多人对民主的理解，特别着重在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组织形式和政治活动程序方面。民国成立后；不单挂出了共和国的招牌，连议会制、多党制、普选等这些西方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活动程序一度也被热热闹闹地搬到了中国来。很多人对这些曾抱有很大的期望。曾在日本留学、相当熟悉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宋教仁，在被刺前一个多月，还兴高采烈地发表演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他所表达的感情无疑是真诚的，听起来也颇为诱人。

奇怪的是，说起来那么动听的东西，甚至在西方国家也许取得过一些成效的政治制度，如果不顾中国国情，一旦硬搬到当时中国社会这块土壤上实行起来，却全然变了样：普选徒具形式；多党制成了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议会里只有一批政客在吵吵嚷嚷；国民党在国会竞选中果然取得了多数，但对国民的实际利益却一无所补。等到袁世凯所代表的旧势力准备好了，猛扑过来，连那点形式上的东西也被掷到九霄云外。种瓜得豆，这真是创业者始料之所不及的。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这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试验和破产，也许可以看作20世纪初年这场革命留给中国人的一笔重要精神遗产。

许多人产生了严重的失落感，觉得迷惘、傍徨以至绝望。但是，真正有志气的爱国者不会由此而停止自己前进的脚步。他们在遍布荆棘的崎岖道路上毫不气馁，重新又开始新的探索。很早参加同盟会的林伯渠回顾道：“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新的转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么遥远，于是慢慢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这是中国思想界大转变的重要契机。但新的道路并不是轻易就能踏上的。他们在总结这次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最初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化领域内。辛亥革命时担任过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写道：“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得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他认为，造成中国人民愚昧的根源是封建道德，而封建道德就是奴隶道德。他把伦理的觉悟看作“吾人最后之觉悟”，为了做到这一点，“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他们这种无所畏惧、勇猛直前的精神是十分可敬的，产生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从而为新思潮的传播扫清了道路。但是，文化终究是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是那样腐败和黑暗，正如张闻天所说：“中国混乱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社会组织逐渐崩坏而一时不能产生新的社会组织出来。”如果不从根本上对这个社会进行改造，单从政治组织形式或文化思想下手，怎么能真正解决问题呢？北京大学学生何孟雄1919年10月在《时事新报》上谈到他们这种新的认识：“社会仍是这样黑暗，现在的青年要彻底明白旧社会的罪恶，立定不屈不挠奋斗的志向，决不反被旧社会战胜。中国的改造，才有望咧!”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逐渐响彻全国。改造社会的问题在思想界被提到如此突出的地位，成为先进青年集中关注的焦点，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人们对问题向更深层次的挖掘，是当时先进青年中产生的新的觉悟，是中国人在认识上的又一次飞跃。

中国的现社会必须改造，这在先进青年中几乎已成为共识。但是，这个社会应该改造成怎么样，多数人最初却并不清楚。

正在这个时刻，世界范围发生的大变动强烈地吸引了中国先进青年的注意：从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延续达4年之久，给欧洲人民带来了浩劫。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尖锐的形式清楚地暴露出来。劫后的欧洲留下的是满目疮痍，是令人震惊的巨大灾难和混乱，一时仿佛看不到多少光明的前景。这下轮到西方国家许多人也陷入深重的失落感了。

欧战结束后的下一个月，梁启超等动身去西欧游历了一年。他们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普遍的沮丧、徬徨和“世纪末”的失魂落魄情绪。一个美国记者对他说：“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梁启超归国后在《欧游心影录》中描述他在欧洲亲眼目睹的这幅凄惨景象：“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沈闷、畏惧之中，好象失了罗针的海船迎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他从中得到一个强烈的印象：“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梁启超素来以政治态度温和而又富于敏感著称。他的这些言论自然会在国内引起不小的反响。

鼎鼎大名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这时到中国来，到处演讲。他说：“诸君皆知道我相信社会主义的。我以为产业如何发达，若非社会主义行之，必定有不平之事发生，此阶级压制他阶级，苦者益苦，富者益富，弊害丛生。所以必须生产品、器具、土地、利益，皆归之公有，再分配于个人，不为私人所揽有，方为公道。西方社会主义是产业制度的结果，自然而然产生嬗化而来。”尽管罗素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尽管他同时又鼓吹“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但连他都如此赞扬社会主义，终究也引起更多人对社会主义的注意，使人们感到社会主义比起资本主义来是一种更新、更先进的制度。

至于有机会亲自到欧洲去看看的中国先进青年，受到的刺激自然更加强烈。周恩来在1920年底到达欧洲。不久他给天津《益世报》所写的第一篇通讯劈头就说：“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不安之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们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而复益之以战争中精神文明所得间接之损失，社会之现状遂乃因之以不安。”这就更坚定了他的这种信念：“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

长时期来，中国的先进分子一直钦羡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看作中国仿效的榜样。他们密切注视着西方世界的动向，狂热地学习和研究西方的种种新学说和新思潮。西方世界发生的任何社会变动和思想变动，时时都会牵动他们的心弦。

本来，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当西方资本主义还处在比较稳定时期时，中国先进分子中已有一部分人开始敏锐地察觉到它的阴暗面。孙中山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说：“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认为西方的议会制度无非仍为少数人所支配。但这些问题那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现在，欧洲国家的社会矛盾以如此尖锐的形式爆发出来，它的缺陷已暴露得如此明显，连许多西方思想家对它的信心也发生动摇。这不能不使更多的醉心学习西方的中国人感到震惊。西方的社会制度在他们心目中顿时失却原来那种耀眼的光彩。他们自然地得出结论：难道我们还要步着人家的后尘，沿着这条旧路再走一遍吗？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采纳世界上更新的学说，创立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何孟雄的一段话，反映了不少中国先进青年的这种认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达，工人及中产阶级的沦到不幸的地步，我们中国在产业萌芽的时会，当然要对于欧洲资本主义造出来的罪恶务宜具一种戒心，有了旁的较好的法子，当然采取好的法子。未见得资本主义是必经的阶段，即是资本主义发展了，将来的革命是免不掉的。难道劳动阶级铸定必需受资本主义的痛苦吗？”

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这时能对中国先进青年产生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就在它正好给他们苦苦思索的问题指出了一条新的出路。在这以前中国人不是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那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介绍并不准确，受到它影响的范围也十分有限。许多人不过把它看作欧洲无数新思潮中的一种偶尔涉及，并没有给以认真的注意。现在，社会主义在苏俄从书本上的学说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并且在历经种种饥馑、内战、外国干涉的严重磨难后，依然站稳了脚跟，工人和农民破天荒第一次成了社会的主人。一边是尽管还在艰苦创业却充满蓬勃生机的苏俄，一边是混乱颓败的西欧，两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这自然使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新的依靠力量，倏然转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这方面来。

李大钊在1918年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文章，是中国人民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表现。五四运动后不久，他又写道：“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并且在这篇文章里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学说。李达写道：“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经在俄国完全实现了。”其他转到这条道路上来的先进分子也越来越多。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的吴玉章回忆道：“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炽烈、日益明确了。”19这里所说的思想经历，也不只是属于他一个人的。

社会主义不是由任何人心血来潮地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内在矛盾难以解决的产物。李达在1919年6月这样说：“法兰西革命，虽是推倒皇帝的专制，打破贵族的阶级，灭除寺院僧的特权，但所有成功只算政治革命的成功。”“结果弄到贫者愈贫（这是劳动者），富者愈富（这是资本家），贫富相差愈远。这就是十九世纪政治革命后的文明现状。社会上受了这不平等的刺激，自然会生出近世的社会主义来了。”

当然，历史发展的途径从来不是直线式，而是波浪式的。看一看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的历史就会发现：它有过兴旺发达的时期，随后便出现了危机，当渡过危机并经过调整后，又可能会有一个时期的稳定和发展。但即便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依然充满着难以解决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比起资本主义来要短促得多。从十月革命算起，至今还不过70多年。它有过蓬勃发展的时期，也遇到过曲折和困惑，因而需要改革，但它的生命力还只是开始显示出来。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是不足为怪的。

社会思想变动的进程，不象人们通常所想的那样直捷痛快。那时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新思潮名目繁多，不进行认真的比较推求，很难把它们分辨清楚。不少进步青年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往往曾经历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刘少奇在回忆五四运动的情况时曾说过：“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陈延年、罗亦农等这些进步青年中的优秀分子，在探索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这种思潮的影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时还刚刚开始传播。1920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著作没有任何一种完整的中文全译本，列宁的文章连一篇译成中文的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多了解一点马克思主义，实在是相当艰难的事情。只有少数到过国外或能直接阅读外文的人，如去过日本的李大钊、李达、李汉俊、陈望道和一些北京大学学生等外，其他许多进步青年虽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感觉兴趣，实际上却所知甚少。未来的美好社会令他们神往。可是这种美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用什么方法才能够达到？他们的认识还不很清晰。

瞿秋白1920年去苏俄前曾这样写道：“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

邓颖超也说过：“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一解放，就象大水奔流。那时的思想，受到长期禁锢，象小脚女人把脚裹住；放开以后，不知怎么走路，有倒的，有歪的，也有跌跤的。那时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都有。”“我们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当时也只听说苏联是没有阶级、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我们很向往这种光明的社会，同情广大劳苦大众，厌恶中国社会的黑暗。我们平常交谈的范围很广，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都接触到了，但对这些我们都没有明确的认识，也不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所以，在当时我们还不能称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只能说从那时起我们这些人要求继续学习，吸取新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虽然向往社会主义社会，但一时对科学社会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无法分辨得那么清楚，是毫不足怪的。

第二，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从开始时起，一直标榜自己是主张“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张继1907年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时，在广告中说：“近岁以来，社会主义盛行于西欧，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虽有志之士渐知民族主义，然仅辨种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复之行果可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同人有鉴于此，又慨社会主义之不明，拟搜集东西前哲各学术，参考互验，发挥光大，以饷吾民。”他们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其实是无政府主义。民国成立后，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师复1914年7月在上海发起组织“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发表宣言，“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也。”他们仍然把自己的主张说成是“共产主义”。

初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在两个重要问题上确曾起过积极的启蒙作用：一是鼓舞人们奋起反对专制和强权；二是引导人们以更多的注意力关注原来常被忽视的社会问题，鼓吹“劳动神圣”，主张财产公有、人人劳动，认为工人农民才是社会的主人。早期无政府主义刊物如《天义》等上曾片断地刊载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直到五四运动前后，不少无政府主义者还同马克思主义者合作，而不是象后来那样尖锐对立。因此，它自然容易博得不少进步青年的好感。

第三，无政府主义思潮在进步青年中的一度流行，也同中国近代国情有关，有着适合它的土壤和气候。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有如汪洋大海的国家。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劳动方式，也容易特别看重个人的力量。同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有组织的中国产业工人还不成熟。特定的社会结构总是容易产生相应的社会心态和思维方式。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人们往往习惯以小生产者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事物。他们对帝国主义的强权和封建主义的专制充满憎恨，渴望把它们从中国的土地上扫除干净。他们期望社会公正，因而同情社会主义。可是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又使他们难以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同心同德的集体力量，特别是难以较长时间地保持步调一致的协同动作，而把获得个体的绝对自由看作至高无上的价值取向。当他们被社会上种种强权和不平等现象激怒时，无政府主义那种鼓吹“个人绝对自由”、看起来最激烈最彻底的办法，便特别适合他们的口味。

这三点，可以说是“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根本原因所在。

但如果真正要排除任何集体和纪律的约束，讲起来固然很痛快，做起来却只能一事无成。在组织上也只能产生一些人数很少、内部极度松散、毫无实际行动的小团体。民国初年出现过的一些无政府主义小团体大体上便是这样，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没有起什么重要作用。

因此，到五四前后，他们又有了新的形态。在日本新村主义等影响下，当回答“什么叫做无政府共产主义”时，他们提出三个要点：一是组织上“脱离强权的少数的政治统治，另自组织自由的多数人的自由团体”；二是经济上“主张生产机关（如土地、机械等）与所生产之物（如衣、食、房屋）皆归社会全体所共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三是道德上“是‘劳动与互助’五个大字，因为有劳动才可以生存，要互助才可以进化。”这种方案，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要可行一些。

于是，五四前后在全国出现了一大批“工读互助团”这类组织。参加这种团体的人，一面劳动，一面读书，把共同劳动所得的收入作为团体共有的财产，个人的生活和学习的费用也由团体开支。这种团体曾经风靡一时，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南京、长沙、广州、扬州等地以至国外留学生中都有，陈独秀、李大钊等也曾给以赞助。

许多先进青年对这种工读互助团体一度抱有过很大的热情。他们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刚从旧家庭或个人小天地中冲出来，但四顾茫茫，周围的社会环境又那样黑暗，希望能有一个可以作为依靠的团体力量，并在这个团体中养成互助和劳动的习惯，把它看作改革社会的实际运动的起点。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写道：“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术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学生认学校如其家庭，认所作田园、林木等如其私物，由学生各个所有私物之联合，为一公共团体。此团体可名之曰：工读同志会。”恽代英更虔诚地说道：“工读主义，实为救今世社会教育不平等之方法。”“有志之人，必使互助，且使预备奋斗之力量。果一般学生毕业后，能仍如今日之爱同类、相扶持，三五年后社会即将发生一种切实能力，此或为救人类根本之法欤？”“我信只要自己将自由、平等、博爱、劳动的真理，一一实践起来，勉强自己，莫勉强人家，自然人家要感动的，自然社会要改变的。”他们真诚地把这看作新生活的开始，看作创造新社会的发端。

可是，当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仍那样黑暗的时候，当周围充满着敌对的旧社会势力的时候，这种被理想化了的小团体怎么可能长期独立存在下去呢？就在团体内部，人们最初对它抱有很高的热情，但过不很久，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便泛滥起来。几乎没有例外，这类小团体维持不了多少日子，就相继夭折了。李大钊很快看出：“北京的工读互助团，精神上已不能团结，经济上也不能维持，看着有消灭的样子。”恽代英更是沉痛地写道：“在这种群雄争长的局面之下，生活是日益困难而不安定的。靠自己的力量去创造事业，出尽了穷气力还维持不住。靠人家的力量去改良事业，又是常常因人家兴会与机运而常受变迁的。”“所以这些努力，其实决没有圆满成功的希望。”人们原来的期待很快就幻灭了。

作这样一番尝试是很有好处的。一种学说如果只在文字上或口头上谈论，而不付诸实践，很难辨别它究竟是真理还是幻想。无政府主义这种思潮有许多高尚而美好的词句装点着，又适合小生产者向往绝对平等和自由的口味，不经过痛苦的实践的检验，是不容易完全摆脱的。但受过这种思潮影响的青年中的多数人，毕竟不是真正对无政府主义有多少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执著的追求。他们只是一时受到这些看来很新的学说的吸引，对它发生了兴趣，想在实践中去试一试。一旦看到这条路走不通时，也就改变了想法。正如刘仁静所说：“其实，在当时他们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没有什么研究，只是从杂志上看了一些有关宣传品，认为有道理，合乎自己的胃口，以后看见别的主张更好，有的也就放弃了自己原先的主张。

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如果整个社会得不到改造，如果国家和民族得不到解放，个人的问题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而社会、国家和民族的最好出路便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个任务是那样艰巨，它所必需排除的障碍是那样强大，要实现它，关键是要凝聚成万众一心的具有战斗力的核心力量。如果中国人还是象以往那样的一盘散沙，各行其是，中国就没有希望。

许多人终于跨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恽代英总结自己痛楚的教训后得出结论：“在这样不合理的环境中，想在一局部做成甚么理想事业，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改造须全部改造，须将眼前不良的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加一种有效力的攻击。不然，总是没有益处。”“群众集合起来的力量，是全世界没有可以对敌的。”“我们应研究唯物史观的道理，唤起被经济生活压迫得最利害的群众，并唤起最能对他们表同情的人，使他们联合起来，向掠夺阶级战斗。”“群众的联合以反抗掠夺阶级，其实是经济进化中必然发现的事，本用不着我们煽动，亦非任何人所能遏制。”

到了法国的蔡和森在1920年8月给毛泽东写信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复信完全赞同他的意见，批评那种“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的主张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并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更少的周恩来，在欧洲对当时流行的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种种思潮进行认真比较后，最后下定决心：“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则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他断言：“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先驱者们的思想经历是值得后人深思的。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决心绝不是轻易下定的，更不是一时冲动或趋时行为，而是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经过反复的推求比较和实践检验，最后才作出这个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

在历史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的冲刷，可以使大群大群的人们短时间内在思想上发生剧烈而巨大的变动。这种千百万人的思想大变动，往往在平时多少年都难以达到，也不是通常几个刊物或几次讲话的影响所能比拟的。

1919年5月4日开始的爱国运动，便是这样一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这个运动就象从天降落的狂飚一样，迅猛地席卷全国，从大城市一直扩展到中小城市以至偏僻乡镇。千百万人从平时的宁静生活或狭小的圈子中猛然惊醒过来，热血沸腾地走上街头或公共集会，为救亡图存而奔走呼号。“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了!原来处在被统治状态下的民众直接行动起来，干预政治，并且带有如此广泛的群众性，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回。吴玉章描述他自身的感受：“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局面，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激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开始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这种情景是何等动人!

这场以挽救祖国危亡为目标的伟大群众斗争，带来了千百万人思想的大解放，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在斗争的高潮中，人们处在异常激动和兴奋的状态。斗争中新旧社会势力生死搏斗的场面；更把一系列尖锐的问题摆到人们面前，迫使他们严肃地寻求答案。当运动从奔腾澎湃的大潮中逐渐平伏下来时，一部分人回到自己原来习惯的生活轨道上去，而一些先进分子却转向更深层次的探索，并且同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聚集在一起，结成新的团体。马克思主义终于成为它的主流。

科学和民主，这是五四运动前夜的初期新文化运动中早已提出的响亮口号。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旅程中产生了巨大的进步作用，把人们的觉悟大大推进了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正是在这面大旗下继续奋进，并且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完整的内容。

他们反复地思考：怎样才是真正的民主，怎样才是真正的科学？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如果不到他们中间去，不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关心的问题，而把他们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只停留在少数学者和知识青年的狭小圈子里活动，那么，不管议论如何激烈，甚至也可以争得某些成果，仍然只是一部分人甚至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是实事求是。既不应当为陈腐的、过时的、僵化的旧教条所束缚，也不是单凭善良的愿望或学院式的推理就能解决，必须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中，脚踏实地地找到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切实办法，这自然比坐而论道要艰苦得多。民主和科学的对立物是专制和愚昧。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是专制和愚昧的最深刻的根源。如果不找到切实的办法扫除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的社会势力，改造社会，在此基础上逐步使现代化大生产替代以小生产为基础的旧社会结构，而单在上层建筑领域内使力气，科学和民主的问题是不能真正得到解决的。可以说，经过五四以后，人们对科学和民主的认识，比起以前来是更加深刻、更加切合实际了。他们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自然，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本身的幼稚和实践经验的十分不足，他们对科学和民主的认识也有某些局限和偏颇，这方面的消极影响在日后的历史发展中也表现出来。

还有一些受过五四运动洗礼、仍然坚持科学和民主的信念但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继续投身过一些民主政治运动，或从事过教育、科学、实业等方面的工作，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作出过积极的贡献。可是，他们没有找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所以没有能成为中国近代进步思想的主流，也没有能在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前进中发挥主导作用。

应当承认，当五四运动爆发时，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还很少，卷入这个运动的人的思想状况相当复杂，因而很难说它一开始便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但有如前面所说，五四在中国近代思想大变动中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这以前，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发动，科学和民主口号的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传播等等，只是它的酝酿和前奏。从这个历史时刻起，才开始真正有千百万群众的大发动。人们不仅对祖国的命运充满着忧患意识，积极地关心和参与国事，并且勇敢地向未来探索。他们的思考和摸索一刻也没有停息，一年内出版的刊物达400种，第二年在全国便有了数目可观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并且由五四运动的主将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前后相续而难以分割的完整的运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把五四运动称为中国民主革命新时期的开端，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实际的。